“1955年2月5日凌晨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台湾广播刚说蒋经国登上了大陈岛。”司令部里的报务员半压着嗓子，把耳机递给张爱萍。话音刚落，屋里顿时安静，只剩电报机“哒哒”作响。

　　这一句并不起眼的通报，让东海前线岁的张爱萍抬头盯着作战图，手指在蒋经国名字上重重一点：“要是能把他拎回来，俘心、俘将、俘岛一次到位。”参谋们交换眼色，谁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——不仅是战术胜利，更是心理战的重拳。

　　时间轴向前推两周。一江山岛战斗刚结束，人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陆空协同作战从实验进入实战，岛上国军全部被歼，张爱萍也吃下信心丸：只要按计划，外海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岛都跑不了。然而前线捷报飞往北京的同时，白宫、台北、莫斯科、伦敦的电话线被同一事件搅得通红。

　　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想再深陷远东战火，却又怕“台湾牌”失手。于是美国第七舰队向浙江外海移动，却按下战备按钮不敢越红线。伦敦被拉来当“劝架人”，却发现自己对北京根本没号召力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华府最后把目光投向克里姆林宫，请苏联出面传话：帮个忙，别让局势失控。

　　2月上旬，周恩来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口信。内容很直接：大陈岛防不住，台北准备撤，可否让他们把守军和家属带走？底线是停火保证，不要海空火力干扰。口信还加上一句客气话——“有劳贵国高抬贵手”。外交部翻译稿摆在会议桌上，抬眼扫过，没吭声，却在纸角画了一个圈。

　　圈意味着同意，却不是无条件同意。2月7日下午，把作战经验、国际局势和国内舆论三个词写在小本子上，随后拨通东海舰队电话：“大陈岛计划暂缓，敌人若撤，不追击，不射击。”指令从北京到战区只用了十五分钟，张爱萍拿到命令，沉默良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。”

　　不少官兵觉得遗憾——前脚刚在一江山岛立功，后脚却要按兵不动。张爱萍没有解释，他让警卫把战斗队列全部收回工事，同时暗暗要求侦察艇昼夜监视：只要蒋经国敢冒险反扑，开火权限立即恢复。山雨欲来却未必落雨，这种绷紧又不可出击的状态，比激战更磨人。

　　台北方面，蒋介石父子同样煎熬。大陈岛地处东海要冲，失守意味着“海上长城”再被凿出缺口。可硬守就要跟第七舰队、空军和岛上四万余军民一起赌命，台北财政和士气都撑不起。蒋经国主动请缨：“儿子替您收尾。”老人点头，只吐出三个字：“速去、速回。”

　　2月10日清晨，舰艇、运输机、渔船混编成临时船队，在美国驱逐舰护卫下抵近大陈。北岸炮台早已无弹可用，守军把最后几门旧炮推下悬崖。撤离方案极其粗暴：愿走的上船，不愿走的强拉上船；如再抗拒，子弹伺候。短短三天，一千多名青壮被迫离乡，数百间民房炸成瓦砾。临行前，蒋经国下令在码头、仓库和医院通道埋雷。国军工兵手脚麻利，炸药连环布设，只留下密密麻麻的木桩标记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张爱萍的快艇队一直紧贴外线巡航。看到敌船如蚂蚁般来回，却不敢射一枪，他忍不住自语：“真是便宜了他们。”参谋劝道：“命令在先，将军别犯难。”他摆摆手，目光仍盯着望远镜里那张模糊的面孔——蒋经国正站在旗舰甲板上，用望远镜向大陆方向打量，两人隔海而视，却无声交锋。

　　2月13日下午，大陈岛港湾最后一艘军舰起锚，白色蒸汽拖出长长水痕。撤退一结束，张爱萍命令雷达火控恢复待机，人手两倍排雷器材登陆。岛上弹坑像蜂窝，堑壕里散落成批空弹箱，还夹着被赶走百姓匆忙丢下的家当：破木床、草席、柴刀，甚至有孩子不及带走的课本。

　　最危险的是地雷。工兵分组搜索，每前进一步都得趴下探针。仅排雷就耗去整整两周，伤亡数字不断攀升。海风很冷，但汗水滴进尘土会冒白气。排雷连长后来回忆：“走完十米路，感觉在死亡线上来回跳舞。”

　　排净最后一颗地雷那天，北京传来嘉奖令，内行人注意到措辞十分克制，没有高调庆祝。只是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敌人不要，我们收下，用兵一分，得失十分，要算细账。”他指着地图补了一句：“金门、马祖，他们迟早会守不住，但现在不是时机。”

　　张爱萍回京述职，被问到“若真擒下蒋经国会怎样”，他笑得爽快：“擒也能赢，放他走也能赢；关键看谁付出的成本更小。”话听着轻松，却透露出一条难得的冷静规则——战略选择永远把政治、外交、民心、军费一并计算，光靠一腔热血解决不了问题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美国智库事后研判，称那次大陈撤退“表面上保住了威信”，实则加速了重心东移，台湾海峡防线进一步向岛内收缩。换言之，北京没有费一枪一弹，却提前进了一格。

　　大陈岛此后多年成为海防前线哨所。曾经的防空洞被改成仓库，新兵夜里值守时偶尔还会摸到弹片，像触碰到另一场远去的战火。东南沿海渔民则更直接——再无封锁，鱼汛一到网就撒得更远。历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，但凡经历过那个冬天的人都清楚，一次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决断，背后包含着精打细算的筹码、错综复杂的国际拉锯，以及众多无名士兵的鲜血与汗水。